有一个中级法院对所审理的民事案件进行综合分析后，形成一个材料反映说，好多案件最后调解不成，是律师造成的。调解不成律师可以收二审的律师费，而调解成了一些风险收费案件的律师会收不到费，因此有的律师挑词架讼，制造调解障碍，影响社会和谐。上级法院对这个反映很重视，要求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进行教育引导，防止这种倾向发展，以利和谐社会建设。
　　我曾在法院工作，参与过很多统计和调研报告，现在又作为律师参加了许多民事案件的诉讼和仲裁。可以毫不客气地说，这份反映失之偏颇，是个伪命题。说律师在民事案件中不愿意调解以赚取更多的律师费，既无事实依据，更缺乏经济学上的可能。
　　先从经济学的时间价值比来分析。律师办案就像出租车司机运营，短途生意以每名乘客10元计，一小时如拉5人，就是50元；如果堵车，只拉1人，基本费只有10元。虽然有待车补偿，但绝没有拉5人合算。律师也同样，如果一审能够及时结案，他就有更多的时间去接办新的案件，可赚更多的钱。因此，绝少有律师会为了赚二审的律师费而故意反对调解。
　　至于风险收费，事先都有合同约定，收费看结果而不看经历几审、调解还是判决结案，并且要执行到位才能收费。早日调解成功，律师可早日收到律师费，拖到二审对律师来说并没有好处。更何况，调解的案件往往能同时履行，可判决结案却有“法律白条”的风险，当事人拿不到钱律师当然收不到费。可见，其实是调解结案更有利于实现律师的利益。
　　事实上，律师反对调解的真正原因，大多是觉得调解方案不公，会严重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比如，一千万的债权产生了一百万的利息，可调解方案要当事人让掉利息。说起来利息是小头，可整整一百万哪，不是小数目。这种情况下律师不同意让步，有的是因为当事人没有授权，有的是因为当事人明确表示不同意，有的则是律师根据基本的道义良知而说“不”。说到底，是为了严格维护当事人的权益，而不是自己的律师费。
　　判决的作用，就是在矛盾无法调和之时，用国家司法权定纷止争。如果片面强调调解率，会让大量案件久拖难决，损害司法效能，使大量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，反倒损害双方当事人的权益。
　　有的案件开庭后久久不判，双方当事人往往会互相猜疑，于是调动一切力量去找有影响力的人或使用金钱等手段，试图干预法院。我曾在中央党校报纸上发表文章，提出保障法官廉洁自律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开庭后及时判决，不给双方搞公关的时间和机会。我们常说现在司法环境不好，法院和法官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，总会有老上级、亲朋好友、同学战友。案件时间久了，双方的“影响力”都来了，有的法官就只有和稀泥努力“调解”，息事宁人，才两边都好交差。而这，并不是调解的真义。
　　今日中国律师确实存在不少问题，进行教育和引导确有必要。但分析一种社会现象要防止想当然，特别是把一个错误的分析拔高到“影响社会和谐稳定”这样的高度，是极不负责任的，会误导社会舆论和领导机关的判断，因此有必要进行一些澄清。

　　（作者系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、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委员会副主任、杭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。）